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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始皇多勤奋:日阅读量超30万字(2)

时间:2015-01-05 11:46 文章来源:爱提高网 作者:爱提高 阅读数:

  张松读《孟德新书》的效率,也许和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的情形有所类同。

  二十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,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“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”。讨论秦始皇的“文采”,资料尚不充备,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,实际上是自有“文采”的。班固《汉书武帝纪》称赞汉武帝的“雄才大略”,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“文景之恭俭”。对于他的武功,除了“举其俊茂,与之立功”句中的“立功”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,似乎不愿评价。按照赵翼的说法,“是专赞武帝之文事,而武功则不置一词。”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,他本人的“文采”,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四有“汉帝多自作诏”一条,其中说到“汉诏最可观,至今犹诵述”,文辞“可观”,古今“诵述”的诏书中,有的是“天子自作”。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。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“号令文章,焕焉可述”的表现之一。《文选》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,其中“诏”一类只收录了两篇,都是汉武帝所作。此外,他“深陈既往之悔”(《汉书西域传下》),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“轮台诏”,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。《汉书艺文志》关于赋的记录中,有“上所自造赋二篇”。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“上”,就是汉武帝。《隋书经籍志四》著录“《汉武帝集》一卷”,《旧唐书经籍志下》和《新唐书艺文志四》著录“《汉武帝集》二卷”,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,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。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,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。《文选》卷四五收录了署名“汉武帝”的《秋风辞》: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,携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楼船兮济汾河,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”《秋风辞》字句之中楚风饱满,因此有人说“汉武帝《秋风辞》足迹骚人”(《渔洋诗话》卷下)。又有人说“至汉武帝赋《柏梁》诗而七言之体具”(〔唐〕元稹: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),“七言起于汉武《柏梁》诗”(〔元〕吴皋:《吾吾类稿原叙》),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。

  这位颇有“文采”的汉武帝,也有一个涉及他阅读速度的故事。

  《史记滑稽列传》写道:“朔初入长安,至公车上书,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,仅然能胜之。人主从上方读之,止,辄乙其处,读之二月乃尽。”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“两人共持举其书,仅然能胜之”,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“奏牍”,每天中止之处,都认真作了记号,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,一直读了“二月”方才结束。东方朔上书“用三千奏牍”,邢义田先生分析说,“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,三千简大约重9491.825公克,或9.5公斤左右。”“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,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。”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,重9.5公斤,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《史记》竹简重量51.015公斤这一平均数,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《史记》的18.62%,也就是9.8万字左右。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,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.7千字。这自然与这位“雄才大略”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。看来,仅仅就东方朔上书“读之二月乃尽”的故事,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。

 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,是同样“雄才大略”,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,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。

  进行这样的比较,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:秦始皇“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”,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。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。他阅读东方朔“奏牍”,其实可以理解为“业余”在读“闲书”。此外,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,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,“读之,止,辄乙其处”。而秦始皇处理公务,一定是有主与次、重与轻、详与略的区别的。作为最高执政者,即使“天下之事,无大小皆决于上”,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。另外,人们还会想到,司马迁的记录,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?

  在《史记秦始皇本纪》中,“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”这番话,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。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:“侯生、卢生相与谋曰:‘始皇为人,天性刚戾自用,起诸侯,并天下,意得欲从,以为自古莫及己。专任狱吏,狱吏得亲幸。博士虽七十人,特备员弗用。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,倚辨于上。上乐以刑杀为威,天下畏罪持禄,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,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秦法,不得兼方,不验,辄死。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,皆良士,畏忌讳谀,不敢端言其过。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,上至以衡石量书,日夜有呈,不中呈不得休息。贪于权势至如此,未可为求仙药。’于是乃亡去。”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,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。随后侯生、卢生逃亡。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。他说:“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,今乃诽谤我,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,吾使人廉问,或为?言以乱黔首。”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,“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,诸生传相告引,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,皆坑之咸阳,使天下知之,以惩后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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