条例并非针对个人

　　应该看到，袁世凯制定《官吏犯赃治罪条例》的本意，是防止全国大小官吏贪赃枉法，并非专对王治馨个人。对其他赃官，袁世凯照样加以严处。如同年9月17日，他就下令将枉法得赃二千五百元以上的霸县知事刘鼎锡枪毙。1915年2月8日，宣告办理清乡、遇事婪索赃款的广东陆军步兵第二团团长苏汝森死刑，即日执行。同年4月9日，下令缉拿贪官陕西前任财政司长张益谦;批令通缉被控贪赃的湖南常宁县知事刘锡珍。王治馨之所以成为民国初年首个被枪毙的高官，只是因为他自认为在军警界颇有势力，又有强大的后台赵秉钧庇护，肆意妄为，声名恶劣，在众目睽睽的首都北京，很快为肃政史和袁世凯所得知。大理院根据《官吏犯赃治罪条例》第二条的规定判决王治馨死刑没有错，袁世凯下令枪毙王治馨也是以该条例为据，与私人恩怨无关。

　　在枪毙王治馨的第二天，袁世凯颁发了一道命令，首先说王治馨前曾供差北洋多年，尚称得力。民国成立，历官内务次长、巡警总监，亦有微劳。不意在顺天府尹任内，改行易操，竟有鬻官纳贿情事。其罪既无可宥，未便因其前功足录(编者注：值得记上一笔)，致使国家法律屈而不伸。继而指出：京内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，恐怕还有，“毖后惩前，不可不引为大戒。须知国家之败由于官邪，贿赂公行，阘茸(编者注：音踏荣，低劣无能之辈)竞进，国无不乱。”“如果政以贿成，官以利市，不特薰莸(编者注：音熏犹，香草和臭草)莫辨，曲直混淆，庶政因之堕坏，且长官取诸属吏，即使为数无几，而属吏之倍蓰(编者注：音背西，数倍)取偿于人民者，其受害奚啻数十百家。痛苦之深，何堪言喻。……此等枉法婪赃，比诸盗贼杀人劫财，殆有过之。……现今国势艰危，果令上下一心，孜孜求治，犹虑不足图存。设再贪浊成风，其何以国。记曰：‘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(编者注：各得其所)，国之肥也。’而小廉必自大法始。凡尔有位，其共勉之。”(《政府公报·命令》，1914年10月25日)

　　从这道命令中不难看出，袁世凯是希望吏治廉洁的。在他看来，贿赂公行，政以贿成，官以利市，贪浊成风，国家就要动乱，就要灭亡。那些枉法婪赃的官员对人民所造成的危害，超过了杀人劫财的盗贼。因此，必须按律严惩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防止官吏贪赃枉法，使国家安定。

　　为何《条例》规定特别严苛?

　　比照刑法，《官吏犯赃治罪条例》对赃官处置的规定要严苛得多。对此，袁世凯有其独特的认识。1914年7月7日，他在送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追认该条例的咨文中有个说明：“窃以为，当此廉耻道丧、纲纪荡然，非法子产之猛，诸葛之严，断不足以激浊扬清，而使僚属有所惩劝。若于官吏犯赃之案件，而仅照刑律治罪之条文，则不肖官吏，必不免狎而玩之，驯至毫无忌惮，势必妨及公安。此本大总统度势审时，所以有《官吏犯赃治罪条例》之发布也。”或以为本条例规定未免过于严重。“殊不知法律本无宽严轻重之别，纯以适于国家现情与否为断。共和成立以来，仕途之庞，流品之杂，殃民蠹国，弊曷胜穷。今虽次第考核，甄别去留，吏治可望渐有起色。然既处积重难返之势，恐不免有阳奉阴违之徒。若非严刑峻罚以绳，其后吏治安有廓清整肃之时。此本条例之规定所以较现行刑律为严重也。”况与前清律例枉法赃至八十两、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两俱绞监候相比，本条例之规定并不为重为严。“且本条例之如此规定者，原属刑期无刑、辟以止辟(编者注：指用刑于一人之身，即可使他人畏惧而停止犯罪行为，从而达到不再用刑的目的)之意。故其施行之限，仅期三年。此殆为开创时代权设之制。”(《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文》，《袁世凯全集》第27卷，第340-341页)

　　袁世凯认为，立法不重不严，不足以激浊扬清，使官吏有所惩劝。条例是根据民国初年的实际状况制定的，目的是为了廓清吏治，规定刑律是希望防止刑事案件的发生，设立死罪是为了教育人们防止犯下被杀的罪行。此乃开创时代临时设立的制度，所以规定执行时间为三年。由此可见，其主观愿望是想在开创时代就使吏治廉洁，杜绝贪腐。